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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说纷纭之下(zhīxià)，截至目前 文章作者(zuòzhě)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 6月8日(rì)，一篇文章引发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广泛关注，在公众中也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新发现的秦朝石刻(shíkè)，并指出该石刻解决(jiějué)了“昆仑山”地理位置的千古悬案。 这篇《实证古代“昆仑(kūnlún)”的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，作者(zuòzhě)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。文章公布的石刻，位于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，为一处露天玄武岩(xuánwǔyán)。 相比于实证(shízhèng)“昆仑”的(de)地理位置，一处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两千多年后被发现，此事本身便极具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，这一黄河源(yuán)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(kèshí)，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，意义十分重大。 然而，消息一经(yījīng)披露(pīlù)，质疑随之涌来，部分学者和公众对石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但古文字学(gǔwénzìxué)界、考古学界等领域都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 有学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(biǎoshì)，近两年，围绕该石刻已经在青海召开多次专家研讨会，包括考古、古文字等多领域专家与会，这篇文章应该是(shì)基于多学科(xuékē)的研究后形成的结论。 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目前，文章作者尚未公开(gōngkāi)作进一步解释。 黄河源石刻。来源：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 据发表的(de)文章和图片，此处摩崖(móyá)石刻位于扎陵湖(zhālínghú)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，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，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，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。 作者辨认出37字(zì)，分12行，每行2—5字。石刻释读如下（□内为推测文字，□为无法(wúfǎ)识读的字）： 刻文大意为：秦始皇廿六年，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，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。他们(tāmen)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(cǐdì)（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），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（到达此行(cǐxíng)的终点）。 这篇文字蕴含颇多(duō)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，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，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(dìwàng)问题（指地理位置），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，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(xiānyào)的历史事实，补全了文献记载(jìzǎi)的缺失。 文章表示，昆仑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但其(qí)具体位置在哪里，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谜题(mítí)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，因此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，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，无疑(wúyí)就是大部分先秦(xiānqín)文献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”。 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(lìshǐxì)教授、中国(zhōngguó)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除了有几个残泐（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(bùquán)）的(de)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(kōngjiān)外，作者释字是(shì)基本可靠的。这件“摩崖”使用的是典型的秦篆文字，秦篆传世和考古发现都很多，所以并不难认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秦代都在使用，汉代以后也可以袭用，时间跨度较大，对“摩崖”准确(zhǔnquè)断代不能提供直接帮助。 该消息一经披露，引发(yǐnfā)考古、文物、历史、古文字等各领域学者关注，部分(bùfèn)学者提出质疑，认为有造假嫌疑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(xuéxì)教授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(de)真实性表示质疑，发布在影响力颇大的微信公众(gōngzhòng)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，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未来或许会写一本书《制造<昆仑山铭>》，清楚全面地表述(biǎoshù)自己的看法。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质疑(zhìyí)称，如果秦朝已经知道黄河源的位置，且(qiě)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，为何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到西汉反而不(bù)知道了？ 也有公众提出疑问：秦朝(qíncháo)西部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，此处石刻所在已经在秦朝国境之外，秦使为何能够前往(qiánwǎng)？秦汉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(shuō)，秦朝国境北部以(yǐ)长城、东部以大海为界，西部和南部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。近些年，西北地区(xīběidìqū)发现的秦文化遗址，已经超出此前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范围。 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，这块石刻的存在两年前已经(yǐjīng)为学界所知，这两年开过几次研讨会，仝涛邀请过他，但他年岁已高，没有前往高原参会。他们(tāmen)多次就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(tǎolùn)。“据我所知(jùwǒsuǒzhī)，也有古文字学者去现场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多学科的论证，不是作者自己拍(pāi)脑门写出来的。”他说。 实际上，摩崖(móyá)石刻的首次发现者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(xuéyuàn)教授侯光良。2023年，侯光良出版《昆仑上下：青海的史前文化》一书，书中公布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野外考察(kǎochá)中发现了该石刻，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，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昆仑”“廿六(niànliù)年三月”等(děng)关键文字。 侯光良近日在朋友圈对仝涛的文章作了回应，他称(tāchēng)由于“皇字(huángzì)石刻(shíkè)”关系重大，自己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该石刻为古代(gǔdài)文物，不存在伪造，且该石刻是国家行为(xíngwéi)，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代为元代或清代，很可能是1280年，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使前往河源(héyuán)的历史事件有关。原因在于，他将“己卯(jǐmǎo)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，而仝涛和多位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 在回应《南方周末》时，侯光良承认，当时做出“元代或清代”的推断“比较浅薄(qiǎnbó)，还缺乏认识，后期还需要继续研究”。他(tā)对(duì)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自己正在三江源野外考察，近期对石刻没有作(zuò)进一步研究，不便多回应。 “昆仑石刻”线描图。来源：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 “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(cuò)” 值得关注(guānzhù)的(de)是石刻中“昆陯”两字的特殊写法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断代信号。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近期撰文称，“昆陯(lún)”是里耶(yé)秦简中的写法，其中有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的记载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，且(qiě)只此(cǐ)一例(yīlì)，他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(zàojiǎzhě)发现并巧妙地用于刻石，“（如果是造假）这学术素养也实在令人称奇”。 谈及对这方石刻的(de)判断，刘钊认为，“昆仑(kūnlún)石刻”的文字时代特征(shídàitèzhēng)明显，风格统一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了几个例子，如(rú)“皇”字上部从“白”，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手臂下，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，“以”字的写法，“己”字下部右曳，“年(nián)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，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，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(děng)，都具备(jùbèi)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 仝涛在(zài)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中也作出了相似(xiāngsì)的古文字学分析：“‘大夫’二字为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；昆仑之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，写作‘陯’，这些特征都是秦代(qíndài)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 刘钊认为，所谓风格统一，是(shì)说全篇(quánpiān)文字(wénzì)风格一致，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向上拱起状，在“皇”字、“里(lǐ)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(dōu)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，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，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，且能保证结体不误，风格统一，恐怕连(lián)专业者都不易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 另一个存疑的焦点在于石刻文字(wénzì)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(nián)三月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？质疑者认为，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破绽。 秦始皇廿六年为公元前221年，即秦统一六国、建立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(yuànzhǎng)曲安京撰文指出，根据其对《颛顼历》的研究，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不存在己卯日，“石刻(shíkè)上记录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，无论如何(wúlùnrúhé)无法(wúfǎ)与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(jīnshí)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的(de)看法是：“铭刻真，不必怀疑。”他认为(wèi)，部分释文可以再讨论。由于(yóuyú)石刻文字本身(běnshēn)的残损漫漶，仝涛识读为“廿六(niànliù)年”的几个字，并非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，“廿六年”或许为“廿七年”，或者为“卅(sà)六（或七）年”。“始皇卅七年，三月正有己卯。卅六年，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，已预感时日无多。若是卅七年，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，正合于其时心态。”他说。 赵(zhào)平安认为，历法问题本身(běnshēn)很复杂(fùzá)，即使历法不合，也不能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秦汉简帛中，这样的例子已经有不少，没有人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，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。” 黄河源石刻。来源：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 据历史记载，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，秦始皇共有七次(qīcì)出巡，分别在(zài)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琊(yá)台，河北碣石(jiéshí)，浙江会稽(huìjī)立下七大刻石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，均属秦小篆作品。刻石原物几乎都已毁坏湮灭，仅存传世(chuánshì)摹本和翻刻本。现存于世的，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，均残断严重，文字漫漶。 若“昆仑石刻”确为秦始皇年间遗物，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(de)秦代刻石，且最为(zuìwèi)完整的一处。 “昆仑石刻”指向两个重要问题：从文物本体角度，该石刻是否为秦朝文物，且与秦始皇有关历史有密切关联？从文本角度，石刻内容(nèiróng)是否有望(yǒuwàng)确证古文献中(zhōng)的“昆仑山”所在？ 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(kējì)考古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提出了自己的观察角度。他看过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，综合(zōnghé)多年野外(yěwài)考察碑刻经验认为，从字口、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，该(gāi)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”特征，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(kěnéng)”。 “仔细观察可见，字口与壁面已(yǐ)自然融为一体，并长覆了(le)一层高原(gāoyuán)地衣。此外，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，这些裂隙的形成(xíngchéng)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，字迹形成年代非常古老。”张明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 他表示，关于刻字风化程度，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秦代刻字的(de)状况，然而，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，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(zhìjīn)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的年代，侯光良教授(jiàoshòu)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，我基本倾向(qīngxiàng)于认为(rènwéi)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 而从文本角度，对于“昆仑山”的(de)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 仝涛在文中指出，秦代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.37公里，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，正是今天“星宿(xīngxiù)海”的位置。而历史上，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源(héyuán)头所在。故而，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(yǐjīng)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，其周邻(zhōulín)山脉为昆仑山”。 对于这个结论(jiélùn)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(zhōng)心主任刘钊谨慎表示(biǎoshì)，依据刻石确证昆仑山位置，此事为时尚早。“石刻的(de)性质应与今日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相近。至于铭文(míngwén)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，并未表明终点，也未表明是昆仑山，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。” 秦汉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，秦朝时认定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，有一定的(de)道理，昆仑山在黄河一脉(yīmài)有其合理性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问题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说。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(píngān)表示，仝涛的(de)文章重点(zhòngdiǎn)是介绍“摩崖”的位置，阐述它的价值，对发现过程并没有作详细交代(jiāodài)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”成分如何、风化情况如何、文字是用什么工具契刻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这里的古道情形如何等等(děngděng)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(jìnyíbù)了解。 “这么重要的发现，‘证真’‘做实(zuòshí)’是头等必要的。”他(tā)说，“为了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判断，组织多(duō)学科专业团队，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。” 据澎湃新闻报道，一位接近黄河源发现团队的人士介绍，这处(zhèchù)石刻(shíkè)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(guò)一个较为漫长、复杂的过程。对于该石刻的相关(xiāngguān)问题，如字形字义、秦代历法、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，研究者都已进行(jìnxíng)过“穷尽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、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，查阅和比(bǐ)对大量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，并请教相关领域(lǐngyù)的专家学者，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。 “我个人觉得，造这样(zhèyàng)一个假对(jiǎduì)学者没多大用处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(biǎoshì)，“我觉得仝涛应该心里有数，因为开了几次会，大家意见基本一致。” 关于(guānyú)该石刻的论证过程，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进一步公开解释。